几天之后,卖瓦盆的河南人不失前约,如期地来到了少安门上。
河南师傅一到,少安的砖场就重新开张了。他一下子雇用了村中三十几号人马,开始另建四个大烧砖窑;同时开动新买回的大型制砖机,打制砖坯。
自实行责任制以来,双水村还没有过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。村子南头这个小山湾里,机器的吼叫和喧腾的人声不免叫人想起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场面。但今非昔比,这里不再有红旗和高音喇叭,而是主要的是,这砖场属于孙少安个人,其他人都是来赚他的“工资”——男劳一天三元,女劳一天一元五角。少安的媳妇贺秀莲,脸上带着出人头地的满足,既是她丈夫的“副统帅”,又是给众人记工的会计。所有来这里干活的人,都是双水村目前的“穷人”;有田家圪崂的,也有金家湾的。孙少安尽量满足了村里所有想来他这里赚几个紧用钱的村民。有些家户的男劳还要忙自家地里的农活,他就让他们的婆姨和子女来上他的工。他的行为大得人心,双水村有许多人为他歌功颂德。
他二妈贺凤英也来了。她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,只不过这职务早成了个名义。几年来,她和她丈夫在村里都没什么“工作”可做。那光景依旧过得没楞没沿,她不得不屈驾来侄儿这里赚几个买化肥的钱。少安夫妻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,只好让她帮秀莲在家里做饭。
孙少安搞起这么大摊场,又雇用了村里这么多人,在东拉河前后村庄马上传扬开来,有些邻近村庄没办法的庄稼人,也跑来想上他的工。他赶快婉言谢绝了。现在这么多人就够他心惊胆颤的——一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两三千块!实际上,他最多用二十几个人就够了,只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,才用了如此多的人——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,而不是他有多大经济实力。
众人在这时当然不能象在自己地里干活,可以随便晚出早归,得象以前的生产队一样,天明出工,天黑收工。
后半晌,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村民,都不由纷纷串到这里来,蹲在砖场周围,观看少安的红火场面,在这些旁观者中间,有时也能看见我们的孙玉亭同志。
热爱集体场面似乎是玉亭的天性。尽管他也知道,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相干,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,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,唏嘘感叹。有时候,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,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……别了,往日那火红的岁月!
孙玉亭蹲在侄儿的砖场边,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,心绪烦乱地思前想后,不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。世事变了,他还是一副穷酸相,一身破烂衣服,胸前的钮扣还是缺三掉四,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。要不是大女儿卫红已长成个懂事姑娘,相帮这对“革命夫妻”种地,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住。这不,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“资本主义”门下,赚几个“下眼”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