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。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。以前全公社开大会，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。今天他很为难，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。但没有办法。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，公社领导器重他，他无法推托，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。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。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。往常在这样的场合，他异常兴奋。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。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。
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，又是好朋友，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，一脸的尴尬和难堪——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。
这时候，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，低头抽着旱烟。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，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。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，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。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，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。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。会不会象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，拉到什么地方去“劳教”呢？唉！说不定比“劳教”还要重！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，可少安是走了“资本主义道路”，可能“罪”要更重！
他蹲在这里，手颤抖地举起旱烟锅，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。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，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，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，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……但想来想去，他还得活着。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，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，但光景烂包得也活不下去。他活着，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……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跹蹴在石圪节的街道上。他临离家时，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。他怕老人太受刺激——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，现在又轮上了他。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，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。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……开始时，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。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。但后来又想，这事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？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，怕早就告了，不会等这么长时间。那么本队的人呢？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。因为大家都沾了光，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——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，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。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！
直等到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，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，是因为其它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，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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