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后来，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。县上没有办法，决定谁养猪，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。
农民这下子高兴了，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，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。如果按往年的喂法，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。于是，人们又要抢着喂猪。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，没办法分配名额。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“孙玉亭方式”，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，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。抓到猪的眉开眼笑，抓不到的满脸丧气。遗憾的是，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，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。
但是，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。因为补贴了粮食，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，用“往年喂法”喂成的猪，一个也交售不了，只好吆回来，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，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。
从此以后，人们谈猪色变，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。一年下来，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。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制定了个“土政策”，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，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，孙少安心想：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，还有不少荒地，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，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。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，沟坡圪崂，零零碎碎，也没办法准确丈量，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。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。因为大家知道，用眼睛“量”过的地，只能多不会少。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。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，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。这年头，个人的地多出一分，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——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，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。人们已经饿慌了，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？
但大家都知道，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——这两位“革命家”都在一队。
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，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。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，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，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——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，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……的确是这样。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“有问题”，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。他是个有头脑的人，知道这事众人拥护，他要是出面纠正，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，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！再说，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，和众人过不去，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。退一步说，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，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，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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