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合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“洽谈”合资拍《三国演义》的事。
孙少安这才想起，他曾给永合承过这么一档子事。说实话：他早把这事忘了。他原来以为胡永合不过说说而已，没料到他却这样认真！
他被这家伙逼入了死角。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，他根本摸不着深浅。但是他既然给这家伙承了下来，就不好推辞。再说，这个有恩于自己的人，他怎么能不讲信义？经胡永合又一番鼓动之后，少安的心再一次热起来。
去它妈的，什么事倒不是人干的！几年前，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场？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价把石圪节都震了？也许永合说得对！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个土财主，也不能只在石圪节有点名声；而应该把事干得响州震罢！。
于是，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。秀莲一个妇道人家，她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，但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，却两眼黑黑，当不了丈夫的参谋。这事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。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，他只是尊重她，征求她的“意见”。
妻子一放话，他便把砖瓦厂的事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，就和永合一块动身去省城了。
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的可行与否，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合；仅就孙少安来说，这件理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。一方面，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，使他们象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“露富”；另一方面，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，又使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，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。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，不必指责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同时增加。这是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，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。同样的财富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；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。毫无疑问，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。我们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。只是若干年后，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？当然，从一般意义上说，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。人类史告诉我们，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、崩溃和革命，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。对我们来说，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的有些为时过早了。不过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哲学、社会学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；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……
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，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。我们知道，一年前，他还在破产的泥淖中绝望地挣扎。抹不开胡永合的情面是事实。但在他本人内心深处，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想法——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。他不想想，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？现在有多少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，用“赞助”、“合资”一类的诱饵来套弄象他这样的一些浅薄的“万元户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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